中国园林资材网9月27日消息：徜徉在城市街头，或浪漫或庄重的城市雕塑总吸引着我们的眼球；离开一座城市，或厌恶或喜爱的城市雕塑总让我们浮想联翩；而回味一座城市，最先涌入心头往往还是城市雕塑。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孙振华说：“一个城市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人们可以在这里读到它的目标和抱负，读到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城市雕塑在这本书中，常常是至关重要的点睛之笔，城市雕塑可以集中凝聚一个城市的主导性格的基本精神，使城市空间顿时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和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称城市雕塑为“街头的灵魂”、“城市的眼睛”的原因。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认为：“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而作为“眼睛”的城市建筑，则是透视城市文化的重要一翼，它带着城市的历史积淀，承载着城市的人文传统。同时，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形式，城市雕塑兼具“美化”和“美育”的功能。它不仅可以装点城市环境，展现城市特色、地域文化、民族风格，还能彰显时代精神，记录城市历史，还能起到“怡养性情”的审美作用，为劳碌疲惫的都市灵魂提供诗意栖息的精神港湾。

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城市雕塑，作为人文景观，早已成为城市公共环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世界各地有许多成功的雕塑因与当地的人文和自然环境相符，具有高度艺术欣赏价值，并因蕴含深厚的背景故事和内涵而深受民众喜爱，更有一部分成为城市地标，乃至国家的象征。比如，建于1886年的纽约“自由女神像”，象征着自由、挣脱暴政的约束，被誉为美国的象征；布鲁塞尔的小“尿童”于连雕像，随着小英雄“用尿浇灭了已被点燃的炸药，使全城百姓转危为安”的智勇故事传播四方；始建于1913年的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 铜像，根据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铸塑，其恬静娴雅、悠闲自得的风采风靡全球……这些雕塑，与城市相得益彰。雕塑，因城市而闻名。城市，因雕塑而升华。

近十几年来，在我国，作为舶来品的城市雕塑，随着艺术品市场火爆，也进入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全国各地纷纷兴建。大到北京上海，小到县城乡镇，到处都在做城雕，仿佛一夜之间要把所有空间填满。但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不仅量大烧钱，而且精品少、败笔多。九成以上的城市雕塑不仅没有美化城市，反而成为视觉垃圾。各地山寨城雕流行，球体像万能钥匙一样被广泛应用，“火箭”加“原子结构”的科学雕塑、几何体的飘带、浪花随处可见……这些近年来出现的雷人雕塑遭到网友热议。郑州广场上的“流氓猪”、重庆永州章子怡雕塑、江苏镇江的“运河之母”雕塑，造型雷人，令人啼笑皆非，屡遭质疑。 “工人阶级顶个球”，“女孩读书等于零”、“宪法顶个球”等调侃，则显示了市民对这些城雕的负面情绪。

为谴责这种现象，一些机构发起了最丑雕塑的评选活动，武汉的“生命雕塑”、 重庆的“记忆山城”吊脚楼、昆明的“灵魂出窍”雕塑，位列搜狐发起的“首届全国十大丑陋雕塑”评选前三甲。这些雕塑和城市互相伤害着，美学家潘知常称之为“视觉污染”，而艺术评论家顾振清则发出“中国城雕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灾区”的忧虑。

造成城市雕塑“灾区”的原因何在？

许多专家首先归结于行政因素致使其公共性和艺术性缺失。陈丹青说：“行政景观，就是我们城市景观真正的设计者，不是建筑家，而是各级行政官员。这是中国建筑(601668,股吧)最大的悲哀。”的确，在很多时候，“什么样的城市产品能在城市空间中生存，往往由城市管理一把手个人拍桌子决定，长官意志成为最大的衡量标准”。追本溯源，造成这两种缺失的有历史渊源和当下现实不可避免的因素。我国早期的城市雕塑，多用作纪念和祭祀。传说黄帝死后，大臣左彻用木头刻了黄帝像并率领诸侯拜祭，这或许是我国最早的城市雕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雕塑或服务于皇权，陈列于皇家陵园，或服务于宗教，立于宗庙殿堂之间。这些雕塑开始走向作为城市雕塑的第一步。但这些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雕塑，真正的城市雕塑应该是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城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和社会逐步步入正轨，城市雕塑中出现了一批以政治和革命为题材的作品。一时间，造型相似的伟人像、工农大团结像散布于各地广场上、政府楼前、学校里，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大型浮雕，这些雕塑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城市雕塑从政治符号走向生活，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千城一面”单调的城市景观，视觉疲劳的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努力弥补环境中文化的空缺。

全国城雕委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认为，表面上看，新建城雕体量越来越大，尺度越做越宽，但缺少城市雕塑的文化规划，各地题材雷同；或者是“把西方创作的意识形态视为国际化的标准”，拿来西方抽象雕塑的形式与内容概念，照搬西方“凯旋门”或“维纳斯”，却因没有思想而成为没有根系的“插花艺术”。

此外，城市雕塑创作者艺术道德感的匮乏，也是造成艺术水准不高的重要因素。很多雕塑家对城市雕塑甚为“不屑”，将其称之为“菜雕”，这充分显示了对这项艺术工作的“轻视”。曾经听到一位雕塑工作者谈到“菜雕”的创作，“我可以把老舍的摘下来换成吴宓，我也可以将徐悲鸿的脑袋换成巴金。”这种不负责任的制作和生产是城市雕塑产生众多问题和不和谐的根源，作品的增多反而造成了城市情感的更加空虚和对真正艺术的强烈需求。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雕塑艺术家陈文令预言，“中国城市雕塑将在未来迎来大拆的十年”。实际上，不少城雕已在上演大拆大戏。乌鲁木齐市的花堆雕塑“飞天女神”，由于公众恶评连连，仅过了12天就被悄然拆除；投资约1.2亿元人民币的巨型宋庆龄塑像，建造工程尚未完工即进入拆除阶段。

作为一种大众公共文化，如今，城市雕塑文化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博物馆、剧院这样的传统艺术欣赏场所。我们行走在街上，漫步在公园，不由自主地就会接受城市雕塑的感染。当下，要扭转“重灾区”的困境，创造出能代表城市灵魂的城雕精品，需平衡好市民需求和政府意愿，需拿捏好艺术“大众化”和“化大众”尺度，更要尊重城市雕塑自身特性——公共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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