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像，在国家博物馆前广场

中国园林网8月23日消息：孔子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似乎与执政党的政治哲学格格不入。毛泽东就以批孔著称，如果不考虑复杂的政治因素，单就文化批判的角度而言，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中关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意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看法，仍然有着时代意义。

2011年春节前后，两尊巨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1月11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北门，竖起了一座孔子铜像，高9.5米。2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竖起了马丁·路德·金（以下简称马丁）的雕像，高30英尺。

两者并非有意为之，却颇多巧合。在时间上，两座人像的竖立前后只有一月之差。在人选上，对所在国的国民来说，两位都是名人。在中国，为什么是孔子，在美国，为什么是马丁，看来都进行了精心选择。在位置上，两座人像都竖立在国家的政治中心，这样的举措显然体现了国家意志。在目的上，都是为了弘扬国家的文化传统。孔子铜像的竖立，据说是为了弘扬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而马丁雕像的竖立，标志着美国黑人的梦想终于成真。

然而我以为，二者的区别才是根本性的。

首先是功能的不同，一个旨在批判，一个重在维护。马丁·路德·金是现行体制的反对者，他作为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领导了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运动，迫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结束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他在闻名于世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他批评政府：“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些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他还警告说：“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与马丁的社会功能截然相反，孔子始终被历代统治者当作封建体制的维护者。在中国历史上，至少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孔子就已成为封建王朝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建设性”，至少不喜欢批判性，孔子就是一个以提“建设性意见”为职业的典型。按鲁迅的话说，孔子也曾为推销他的“产品”，低三下四地奔走于各国君主门下。然而，他那套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也正是为什么孔子往往为统治者所欣赏、所推崇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奴役与解放，体现的是取向的不同。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二者价值与信仰的分析。孔子所追慕的价值与信仰是什么，或曰他曾提供过哪些治国之术呢？简单地说，孔子主要的政治追求，就是建立和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标志的统治秩序，而其理论基点，经过历代门徒不断阐释与演绎，已成为今天的儒学或被扭曲了的“国学”的基本内容。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等等。这种宣扬官贵民贱、官智民愚、官管民从、官享民供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从根本上讲，只是为皇上制造更多的奴隶与“醉虾”。 这对于保障封建王朝的皇基永固，国祚长久，显然是有益的，却是以牺牲和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在形式上，孔子的徒孙叔孙通，按传统儒家礼仪为汉高祖刘邦设计了一套朝仪。通过这套仪式，出身沛县“乡镇干部”的刘邦，才真正体会到当帝王的无上尊荣，不禁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资治通鉴·汉纪三》）这意味着，儒家通过“程序”进一步强化了君主制度。马丁却恰恰相反，他作为当时美国社会中被压迫、被侮辱的群体的一分子，他的思想与追求，始终是以保障和实现广大民众，特别是美国黑人群体的平等权利为依归的。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他以“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斗争理性，坚持不懈地唤醒黑人群众的平等观念与权利意识，以首先实现黑人群体挣脱自身心灵枷锁为目的。经过包括黑人群体在内的美国民众的不懈斗争，他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孔子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似乎与执政党的政治哲学格格不入。毛泽东就以批孔著称，如果不考虑复杂的政治因素，单就文化批判的角度而言，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中关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意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看法，仍然有着时代意义。

再者是和谐与悖离，体现了与国家关系的不同。两座人像坐落在国家的政治中心，不可能不考虑与国家奉行的政治哲学的关系。与马丁相伴的另外两尊雕像，一是杰弗逊，一为林肯。杰弗逊是美国国父之一，《独立宣言》的重要作者。他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人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政府必须经人民的同意而组成，应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等著名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人类要求独立与进步的斗争，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马丁在演说中就多次引用了宣言的思想。如果说杰弗逊的贡献主要体现于文献方面的话，那么，林肯作为美国总统，其贡献主要体现于实践方面。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结束了内战和奴隶制，重新恢复了统一。从他曾经致力的事业来看，林肯也正是马丁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先驱。

而孔子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似乎与执政党的政治哲学格格不入。毛泽东就以批孔著称，如果不考虑复杂的政治因素，单就文化批判的角度而言，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中关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意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看法，仍然有着时代意义。考察中共创始时期的政治哲学，陈独秀早在90多年前就曾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党幼年时期的理念尚不成熟的话,那么，可以考察我们党如日中天时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答路透社记者问时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年9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毛泽东的主张，显然反映了我们党对于民主自由的强烈追求，而这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哲学有着多么巨大的反差！过去一个时期，每逢重大政治节日与活动，天安门广场悬挂的巨幅画像，除了毛泽东，还有孙中山。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一生以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为己任，而民主共和的理念与孔子学说是完全相悖的。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与康有为有一段精彩对白，孙中山指出：“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专制之病。”

此外，还体现了政治文化方向的不同。无论塑像或雕像，作为政治文化标志，自然要反映进步的政治信仰与时代的文化价值。以我国的经验看问题，每当社会处于变革与进步时期，孔子及其政治哲学就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遭到抵制和批判；每当社会处于保守与守旧的时期，孔子就会被重新提起，甚至褒崇有加。袁世凯称帝，曾大造舆论，一方面指责民主共和之不合国情，一方面鼓吹尊孔读经，组织全国祭孔，“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张勋复辟，也同样闹过丑剧，竟然要求将儒教定为国教，胡说“若弃孔教，是弃国魂”。甚至侵华日军也靠尊孔以“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把尊孔作为“以华制华”的思想工具和实现其政治目的之工具。李大钊作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以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与文化敏感性明确指出：“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即使在确定两座人像竖立的程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马丁雕像早在1993年由美国的民间组织筹备兴建，2000年经美国国会批准立项。而孔子铜像的兴建，既未见公开论证，亦未经人大批准，这样一座竖立于国家政治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就悄悄地出现在长安街头。孔子铜像连同基座高9.5米，被媒体解读为“九五之尊”，看来真有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意味了。

研究孔子，作为一种文化课题，自然有其必要。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文化虽然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然而，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作为2000多年前的思想和文化，之于21世纪的中国，可供借鉴者毕竟不多。在古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尊孔，也许有利于维持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在近代中国，封建统治者之尊孔，却根本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法摆脱丧权辱国的命运。当今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当代中国自觉打开国门，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当今中国的发展之不尽如人意之处，则是由于在汇入人类文明的过程中，往往自设羁勒，自以为是的结果。孙中山晚年极其重视把握和顺应世界潮流，他反复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因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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