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泰
1、记者：在接触摄影之后，我用几乎疯狂的方式泡图书馆找书和借人相机拍照洗胶片，花了4年时间。才知道我拿的这个工具应该记录一些时代的东西，于是我才做新闻摄影。而您要“重建一座原始森林”，你花了多久时间想到这样一个宏大的想法?
郑文泰：是的，这个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初，我在香港学的是建筑，那时还不理解“建筑埋在森林里”的概念。后来我去了堪培拉，发现这个澳洲的首都居然建在森林里。我惊讶一个国家将环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还有一次1990年非洲之行，飞机下降到赛瑟尔(音0译)的时候，我被眼前一片绿地震撼住了。成片成片的绿地延伸到了海岸，成为了绿岛。更让我吃惊是还是当地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他们对于环境的保护，让我觉得脸上感觉不好受。为什么不好受?我反问究竟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在哪里?究竟是做一个自然资源的掠夺者，还是做一个保护者?如何实现这个概念在我内心碰撞的非常厉害。当你看到发展以环境为代价，漫天的铲车、推土机，把绿色环境变成“大工地”，你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我感觉到，如果现在不去保护，很多东西就找也找不回来的了。就像园子里曾经的很多珍贵物种一样，或许再也找不回来。那么，不管政府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为什么不先去做呢?1992年，一次胃部大血让我昏迷两天，清醒过来之后，我更加明白要做什么。出院之后，我就开始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2、记者：我学的是包装设计，就业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我选择了新闻摄影，考了一个远离家乡地市级报纸，家人是不理解的。在开始“重建一座原始森林”之后，你变卖了你几乎所有的资产，在今天看来都是炙手可热的资产，这在我看来是非常疯狂的。家里人就没有反对的吗?
郑文泰：反对是肯定的。当我说要做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支持。甚至认为我可能是在病了以后，脑子出了问题。父母当然也很反对，因为他们眼中的我，曾是一个叛逆青年，觉得我不是在做事。可是，当他们来到海南看到我之后，看到我所干的事业，是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大的事业，他们觉得只有支持的义务，再没有反对的道理。后来，在我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亲还寄钱来支持我。这让我很感动，也很受用。
3、记者：是不是海南给了你什么承诺?
郑文泰：那倒没有。这个要从我的经历说起。从小我的父母亲管教我很严，因为我性格“叛逆”，又向往自由，经常喜欢唱“我拿青春赌明天”。15岁的是，我“离家出走”，到北京侨校学习中文。1964年我到兴隆，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在这里生活了七年，这七年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生活条件的艰苦反而锻炼了我的个性。
其次是，海南有开放的眼界，很早看到了生态环境保护，可能带来的巨大价值，各个层面对生态的认知很早形成，使我做事的条件更为成熟有利。政府将生态放在了很高的位置，让我感到我应该不是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另外来说，我们现在踩的这块土地，在过去来说并不是一块令人艳羡的地。过去是贫瘠的荒山荒土。要不是这样，早就被人看中了，拿走了，也就不会有今天。不过我相信这里是有发展潜力的，尽管当时连高速公路都没有，当你看这些最后肯定还是会有的。现在就有了嘛。
4、记者：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作为记者接受第一个拍摄任务：一个车祸现场，死者惨状渗人，血流得满地都是，腥味令人作呕。这个画面一直让我很恐惧，恐惧死亡。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觉得真实面对死亡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让一块原本有些贫瘠的土地恢复成热带雨林，这21年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特别难?
郑文泰：我曾经讲过一个理论，就是毁林可能只需要几分钟，造林却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就比如现在这片园子属于的低海拔热带雨林。以前由于人类的需求和生存，不得已被砍掉，千百年来都一样。我非常想保留住从山岭到大海边的这一片热带雨林，它可以弥补中国森林的一个空档，我想找回“丢失掉的雨林”。但是土地已经被破坏，要修复怎么来看都是巨大的工程，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只能从小方面开始，从一块块的小地方开始，一点点积累。我们花了3年，通过增肥等方式完成了土壤的修复，但不单是土壤修复就可以了，更重要的还有雨林物种丰富。热带雨林物种又会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耗费的时间也将更长，我们还得去花时间找，去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进。
5、记者：我今年31岁，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背着20公斤的设备穿梭在我所供职媒体的城市，但没觉得特别吃力。但是跟拍了您七天，我感觉体力更不上了。而您大部分时间都在园子里工作，很少休息。您比年长这么多，你怎么做到的啊?
郑文泰：这个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特别的感觉。你知道毁灭一片热带雨林也许只要5分钟，可是恢复一片热带雨林却需要400年的时间。兴隆热带花园建设了21年，但这些还只是起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已经已经68岁了，留给我的时间可以说是不多了，我自己有一种紧迫感，不得不快马加鞭的去完成。
6、记者：我原本在一家地市级的党报，后来觉得收入太低，我跳槽到了省会的报纸。我们生活都会因为经济的压力而做一些改变。园子里这么多工人，他们可能也会因为这个而做一些改变，你有压力么?
郑文泰：压力肯定是有的。尤其是现在这里的旅游门票收费还不足，我现在用自己其他方面的工程建设的收入，来养这个热带花园。
我也拒绝过很多商人来开发这里的愿望，我想如果我开始把这里商业开发，肯定就对这里的生态游破坏，那样就违背了当这个园子的初衷，也会毁掉她。那我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
7、记者：我已经是“而立”之年了，你今年68了，快到古稀之年了。可您还在孜孜不倦的在忙着。说句不中听的，您有没有想过，您不在了，园子该怎么办?
郑文泰：当做这个项目时，我就已经清楚，我一辈子的时间是不够的。刚刚不是已经讲过了时间嘛(因为学科上测算过，需要400年时间。编者注)我没那么长的命，终会有干不动的那一年的。我最开始来这里的时候，我拿着几千亩规划的大图纸来到兴隆时，人家认为我脑子“出了毛病”。直到2年后，大家才开始才感觉到这片地方这个园子开始飘了起来了，环境也开始好起来了。对当初“发疯”的疑虑就少了一些了。认同的人多了，“后来者”也会更多。我现在做的工作，像是在铺好路，我的“后来者”会和我一样，会把这份事业好好地干下去。当然我也有过担心，“后来者”，是不是能够像我一样，有这份心，甚至来说是否和我一样其他学科的经验(有建筑学经验，有生态学基础编者注)，能够一心的扑在这个园子的恢复上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年，热带花园被纳入了“国家侨乡森林公园”，我不必担心土地被别人挖走去搞房地产了。哈哈。
8、记者：我的老家在江西樟树，在长沙买房扎根了，父母还在江西老家。今年父亲病重，我在北京出差。那个时候我特别后悔自己离家太远，没有陪在老人家身边，算是不孝之一。那天我们一起在KTV，小贾给你点了一首《故乡的云》，我看把你都把自己唱哭了。你大概也在想你的家人吧?
郑文泰：我想到了我们家人。我是在印尼出生的，父母也都是印尼华人，虽然家业在新加坡。母亲在去世前，一直跟我说想回印尼看看，看看她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探望一起长大的玩伴和亲戚。后来，我们租了包机把母亲从新加坡接回了印尼。作为了儿女，我们能够为母亲做的只有这些，但父母需要的可能并不止这些。我在万宁做热带雨林的21年，很少回新加坡，也很少陪在他们身边。在我心里，对父母是有亏欠的。我想为了这个热带雨林，可能父母付出的比我还多。
9、记者：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年纪越往后走，越希望身边有一个人陪着。您老却一直单着，你孤独吗?
郑文泰：怎么理解这个孤独呢。举一个很简答的例子吧。登山的运动员能不孤独吗?他们虽然很孤独，但是还是会有很大一批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因为在他们孤独的同时，还有更大一批人在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关注着他们的冲刺。我们关注生态，恢复生态一样也是孤独的，同样有会有人会关注我们的成长。我身边有这么一批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们薪水很低，但是他们理解我，愿意和我一起工作。所以我应该不孤独吧。
记者手记
采访郑文泰之前李楠老师打电话告诉我，郑老师一个“牛人”。百度“郑文泰”，果然刷刷刷的出现了很多页面，有各种标签“归国华侨”，“自然原生态的追随者”，做记者这么多年，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当我在兴隆植物园的见到郑老，他正在指挥大家种树，表情严肃、穿个夹板拖谢，有些土气，本人和资料上描述的高大上相距甚远。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我和郑老一起工作。他每天七点左右起床，吃过早饭就开始进园子，到下午6点才从园子出来。除了中午吃饭休息的两个小时，他都一直在园子里做事。我今年31岁，长年背着20公斤的设备穿梭在我生活的城市，从没觉得特别吃力。但是跟拍老郑七天，我感觉体力跟不上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园子里工作，很少休息。我忍不住问他：您比我年长这么多，是怎么做到的啊?
老郑的回答让我很感动，他说因为他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他告诉我，毁灭一片热带雨林也许只要5分钟，可是恢复一片热带雨林却需要400年的时间。兴隆热带花园建设了21年，但这些还只是起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已经已经68岁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老郑平常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唯一的爱好就是唱唱歌。采访最后一天，我们想邀请他去唱唱歌，存了个小心思是想让他放松下。因为我们要走了，老郑可能也想招待我们一下，于是他叫上了园子里所有的年轻人。在年轻人的带动下，老郑慢慢放松了起来，我们给他点了首故乡的云。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我注意到这时候老郑眼眶湿润了。唱完歌我问起他，他说他想起了母亲。老郑在印尼出生的，父母也都是印尼华人。郑母在去世前，一直跟说想回印尼看看。后来，老郑包机把母亲从新加坡接回了印尼。老郑说，做为儿子，能够为母亲做的只有这些，但父母需要的可能并不止这些。他觉得亏欠了父母，“为了这个热带雨林，可能父母付出的比我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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