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格：其实跟家庭一样，要整体化规划，最关键是先把人口分摊好。北京目前的塞车以及雾霾问题就是由于城市系统问题，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副中心长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大的。其实我也是医生，不过我的病人是城市。这句话是有含义的。中医跟西医差别在哪里？西医是治标不治本，中医是治本，治本病就会好了。规划要治本，现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就是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记者：刚才您说了北京这样超大城市建立副中心的看法，那么对于目前中国整体的城市规划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刘太格：首先，城市规划要做得好，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项目工程。如果没有系统的规划，只关注项目工程，是无法解决交通、基础设施这些系统化问题的。而且，交通跟城市规划是分不开的。但如果你只是考虑交通，把路布了，而没有考虑怎样把这个交通带到商业上，这个系统就不完备了。政府、企业在实施方案的时候，需要自己全面了解方案。城市的功能要完善，尤其是商业中心要匹配。

其次，政府应尽可能地完成项目，方案出来之后，必须要尊重这个方案，而且要有一定的延续性。城市规划是严肃且高度系统化的工程，我觉得这一点很多地方政府认识不够，总是以为城市建设就是项目，从国外引进先进理念后，没有正确应用这些理念，这本身需要从系统角度来考虑。当然有人会说有时间限制，希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把系统工程做好。其实在总体规划系统工程的那一年，其他工程项目照样可以推动。可是，当系统方案完成以后，地方领导一定要了解这个方案的原则在哪里，要重视这个方案，而且今后的工程要根据这个方案来，这个决心我觉得还不是很明显。

城市建立标准化模型便于政策实施 同时应保留好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

记者：从中央政府的思路看来，保障性住房和城镇化是两项重要工作。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和保障房的发展状况？

刘太格：目前中国有关公共住宅的政策太多了。保障房、廉租房、拆迁房等等，这样的话，相关负责机构就很多。新加坡为什么公共住宅做得好，就是因为新加坡只有一个公共住宅政策。所以你在一个卫星镇里面，人均收入多样化，把居民都放在一起，这个社区就变成综合性的。里面的配套是供大家用的，所以就比较齐全。而且，在这样的社区里面，需要服务的人也是高低不等，各个阶层都有。目前，中国领导很希望解决住房问题，可是现行政策本身有很多障碍。
当然有人问，中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有同样的政策。其实完全可以把政策分到省里面，省再分到市里面，每个市的规模就差不多相当于新加坡了，然后再让他们去处理公共住宅问题。新加坡过去是有农民的，但现在都没有了，因为在新加坡，市民和农民住在一起，在15、6年之内就实现城市化了。城镇化需要一个具体的政策，要中央从省一级一步一步分下去，城市的问题还是要由每个城市来解决。

记者：您提到新加坡过去也存在农民城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几亿农民的城镇化过程中，您认为政府规划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刘太格：中国一定会走发达国家的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在80%到90%，现在中国是50%多，所以中国的一线城市，不应只为目前的人口来规划，应多预留空间给未来的外来人口。不过，与此同时，应保留一些城镇。比方说中国未来城市化率能达到75%，那么我认为其中10%应留在镇里面。因为中国历史这么丰富，很多好东西都在大小城镇里面，不要把它破坏掉。

我祖父的老家在福建，最近在看老照片，真是美得不得了！我不希望中国的城市都变成超大城市。我觉得这个“镇”的概念提得很好，就是说我们除了解决城市的问题，也应该把中小城镇尽量保护好。因为中国跟欧洲一样，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很多中小型城镇，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只要解决好城镇的基础设施、交通等问题，选择若干个有特色的城镇进行保护，中国的小城镇有潜力发展为欧洲那种精致的古镇。

另外，规划最后是要搞硬件，可是硬件的背后，需要软件思维。要考虑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交通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考虑硬件规划的时候，还要考虑硬件规划出来以后会给软件带来什么影响。这个是中国城市规划需要注意的问题。

记者：我们还有一个担忧是城镇化成功后，将会多出大量不再务农的农民，他们将依赖什么资源生存发展？

刘太格：中国的老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文化价值。地方有地方艺术，比如说有盆雕艺术、老建筑等等，这种旅游资源能转化成经济来源。把农业做成工业化，这个可能性也相当多。所以不要拿问题来当借口，把这个问题推掉。

讨论的目的在于找答案。很多人来学习新加坡经验之后认为两国国情不一样，难以实现。我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到各地都可以实行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来克服行政上的障碍，把它做好，有没有理解新加坡经验的内涵优势。所以我们要把重点从问问题转移到找答案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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