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庞大复杂，涉及面广，因素众多。仇保兴认为，对城镇化做规划要坚守五类底线，其中，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

“如果把城镇化比作火车头，那么城乡规划就是轨道，实践健康城镇化，关键在于发挥城市规划的轨道作用。只有轨道修得精密、合理，才能保证城镇化朝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只有以人为本、穿透历史才有好规划！”6月3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土木工程分会上，仇保兴应邀发言，这也是他于6月5日正式卸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会后，仇保兴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就城镇化发展规划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城镇是大城市不可缺少的“拦水坝”，新型城镇化要坚守五类底线

城镇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庞大复杂，涉及面广，因素众多。仇保兴认为，对城镇化做规划要坚守五类底线，其中，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

记者：您认为城镇化的规划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仇保兴：所谓“规划”就是要前瞻性地看到潜在问题，然后提出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认为，从纵向看规划，起码不能犯两类错误：一是不犯刚性错误，不造成后人难以纠正的后果；二是不造成恶性循环，不会严重妨碍可持续发展，带来社会、经济甚至政局的动荡。从横向看，就是汲取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记者：您认为从世界各国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当汲取什么经验教训？

仇保兴：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

没有小城镇与大城市的健康、协调发展,即便形成城市群，也是低效的。同样,如果没有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我国的城镇化会步入险境。因此，在编制当前这一轮城镇化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各方几乎同时认识到小城镇是我国健康城镇化的命脉。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芬兰规划学家沙里宁曾提出，世界级大城市都必须走“有机疏散”之路。 您认为这一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规划有什么借鉴意义？

仇保兴：我国大城市的疏散早该开始，遗憾的是我们不仅认识得较晚，而且对新城的成长机制始终心存疑虑。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痛苦的历程，才探索出新城科学规划和建设的路径。

比如英国的第一代新城，人口规模2万~ 5万人，新城区里很少有就业岗位，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代新城，人口规模15万~ 20万人，就业岗位50%当地解决，至少减少50%的城际交通；第三代新城，人口规模20万~ 30万人，就业岗位基本上能够在新城内解决，实现职住平衡（编者注：居住者与就业者的数量相对平衡），既保证了新城的经济活力，又可削减对老城的交通压力。

记者： 除了刚才提到的城镇化要避免犯的两类错误，您觉得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还需要什么？

仇保兴：健康的城镇化需要坚守五类底线。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第二类底线是城市和农村互补协调发展，正确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健康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基础；第三类底线是保持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第四类底线是防止出现空城。新区建设应依托老城，加强产城融合，防止新区功能和产业过于单一，严控远距离、飞地型的新城开发，制止以工业发展名义大规模圈地占地；第五类底线是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体现地域文化与特色风貌。

将土地交给资本，容易导致“城乡一样化”

现在有不少学者主张，农民应该把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卖掉，然后带着所获得的资本到城市中去。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在拉美、非洲早就出现过，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因此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仇保兴指出，土地交给资本，让农民失地，会让经济缺乏弹性，损害农民的权益。

记者：您为什么强调将土地交给资本从未成功过？

仇保兴：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农民切身利益，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由于大量土地出售而导致的土地价格低廉，会形成资本对土地的廉价掠夺，而农民因此获得的并不多，甚至可能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