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舫
1996年沈国舫在妙峰山林场
2010年沈国舫（右一）在哈尔滨观察林下更新
我出生于上海市，1950年毕业于上海市的名牌中学——上海中学。以我当时的成绩，我可以考上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当年我的许多同学都考上了清华大学——但我却别出心裁地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当年刚组建的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并以最高分被录取。很多人都问我，你怎么会去学林呢？这要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说起。
我出生于1933年，1937年我刚4岁，就遇上了上海“八一三”事变，我父亲迫不得已将全家老小送回浙江省嘉善县乡下的老家去逃难。一年以后我们又回到上海，先住在南京路以北的公共租界，后又迁到金陵路附近的法租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市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因此，我从很小起，已经体会到人间的辛酸苦辣。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不久后国共内战爆发，国民经济连续不景气，物价一日三涨、民不聊生。当时我已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这一切使我非常苦闷——国家的出路何在？老百姓的希望何在？我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谈天，对此都有同感。于是，大家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小社团，叫联进社。出版了一份油印刊物，名叫《摸索》，意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由于当时上海中学的政治控制很严，接触不到进步信息，我们只能自发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同学们各自选择专业志向，有要学原子能的，有要学航空的，也有要学化工的（后来都已实现），而我别出心裁地要学农，因为我认为农民最苦，解救农民是最要紧的。为了追求专业志向，我在课外读了一些农业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林业方面的小册子，内容很吸引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郝景盛先生写的《森林万能论》，其中说到森林具有许多功能，能够改善气候、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农业生产等等，使我这个被困在闹市但又喜欢接近大自然的城里人，对绿色的森林有了美好的向往。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我陆续接触到各种新报刊、新思想，如《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大众哲学》等等，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感到茅塞顿开。通过报刊我了解到当时苏联有个农田防护林建设的宏伟计划，称为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报纸介绍了宏伟的蓝图及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深深打动了我。1950年夏季参加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填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为第一志愿。至于搞林业是不是很艰苦，个人待遇会怎样，前途如何等等，全不在考虑之列。
1950年8月，我高分考上了北农大的森林系。当年北京农业大学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三所大学的农学院合并而成，而它的森林系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的森林系，在北京市罗道庄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按当时的规定，我们大学一年级就进行农耕实习，边上学、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包括林业上的育苗劳动，晚上还要到附近村庄教农民识字。
当时我了解到，中国由于悠久的农耕历史及多次战乱影响，森林覆盖率只剩下8.6%。那年我树立了要绿化祖国的宏愿，并有幸聆听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林垦部部长、著名民主教授梁希先生的讲话。他为我们指出了“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季花香，万壑鸟鸣”的伟大林业发展理想，使我深受鼓舞！
1951年7月，我获得到苏联留学的机会，临走前一天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为我们全体赴苏留学生饯行，周恩来的一番“到苏联学好本领后回来建设新中国”的嘱托，使我们热血沸腾，也更坚定了我“为绿化祖国而献身”的誓愿。
我们坐了10天的专列火车，到达莫斯科。我被分配到苏联著名的列宁格勒林学院学习，开始了5年的留学生活。在不会俄语的情况下，我本着“为祖国争光，为建设新中国做好准备”的目标，刻苦学习，取得了全部40多门功课都是5分的好成绩，得到了苏联师生的称赞。1956年夏，我以全优成绩毕业，我的苏联导师想留我继续读研究生，被我婉拒了——我要赶快回国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要赶快回去熟悉祖国的林业工作。就这样，1956年7月，我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分配到北京林学院，也就是我的母校、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工作。
当时我是国内第一位学林归国的留学生，我怀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工作，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红专辩论”中，我差一点成为“白专”典型。在3年困难时期我经受了多重考验，被下放到河北省兴隆县的农村劳动，饿着肚子在乡下为学生上课。那段时间，我背着行李跑遍北京山区，带着学生们搞调查。我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用我的真诚、我的热情、我的好学、我的知识，终于改变了周围一些人的看法，并深得我带过的学生们的拥戴。1961年我被提升为讲师，成为造林教研组的副主任，入了党，并成为为中国第一本“造林学”教科书编写组组长。那年我只有27岁。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是我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一方面我的精心教学受到广泛好评，《光明日报》还有专门表扬报道；另一方面我以北京西山地区的荒山绿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实践，广泛调研，在立地分类与适地适树、混交造林、抗旱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林业实际工作也有了进展，眼看着华北石质山地一大片一大片地绿了起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阻断了一切。我被批判为“学术小权威”，被疑为“苏修特务”。1969年学校搬迁，我下放到云南省，当过伐木工、修路工，经受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和生活的考验。我不相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胡言乱语，在“斗批改”之余偷偷自学英语，看业务书籍，一有机会就到各个林场跑，熟悉了解云南省独特的林业情况。因此，到了1973年学校在昆明楸木园复校并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时，我已完全准备好重新走上讲台。我以生动的、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和精心安排的实践环节进行教学，把枯燥的造林学讲活了，被学生们赞为最好的老师之一。我还利用参加业务会议的机会撰写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就这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43岁，成为全国林学界公认的造林学（森林培育学）中生代教师代表人物。
改革开放后的年代，由于我在原有良好业务基础上，学会了英语，又较早地掌握了计算机技术，因此1981年我作为学校“年富力强”一代的代表人物被选为校领导的接班人，先是担任教务长、副院长职务，后在1986年被任命为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同时我又是森林培育学和森林生态学的学术带头人，带着一大批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进行着多个课题的深入研究工作，为绿化祖国的深入开展不断开拓新境。我还为回京办学的北京林业大学的恢复提升做了大量工作，使之坐上中国高等林业教育的第一把交椅。
1993年我因年龄和健康的关系，不再担任北林大校长，但同年我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为中国林学会的理事长。199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1998年我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第二届副院长，分管大农业、生态、环境和水利等多个领域。从此我的工作就不只局限于林业，而是要为大的生态和环境建设服务。
工程院副院长当了8年，随后作为老副院长又过了8年。我一直在生态和环境建设方面为国家做咨询研究、出谋划策。“人和自然的和谐”、“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节水防污工程”等决策，都显示了工程院咨询工作的推动作用。
回顾一生，我从年轻时就做着一个“绿化祖国”的梦，这个梦做了60多年了，还是很有收获的。如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6%提升到21.63%，北方大面积的无林少林地区都已经绿化，南方山丘更加郁郁葱葱。
如今当我看见节假日人们纷纷到各个风景点去休闲保健、娱乐身心，想到这里大多是我们为之奋斗而建设起来的绿色山林，我感到这一辈子没白过。我为自己在80岁时编撰的文集起名《一个矢志不渝的育林人——沈国舫》。我用此书向当年送我出国留学的周恩来汇报，也是对祖国和时代的交代。
中国的绿化事业远没有到头，森林面积还不够大，质量还不够高，新的经济发展又引出了许多新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祖国的绿色事业需要有志者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祖国的前景一定更美好！
（本文系2014年10月沈国舫祝贺中国海洋大学90周年校庆时演讲稿，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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