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北京林业大学董乃钧教授逝世，心情十分沉痛，慌忙找出一期已经发黄的杂志，呆呆地盯着“林调生”几个字，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来，与他多年相处的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那时，我在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队工作，与北京林学院森林经理教研室的老师们多有接触，从而也与董先生相识。“文革”后，我随单位下放到大兴安岭林区；北京林学院则迁往云南，改为云南林学院。此后很长时间，我与董先生没有谋过面，只是偶尔从报端得知他的消息，然而，和董先生相处的一幕幕，却都记忆深刻。

那是到大兴安岭以后，我们单位改为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设计大队。1972年春节刚过，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只身回北京办一个专业刊物，取名《林业勘查设计》（后改为《林业资源管理》）。

一个人创办一个刊物，初听似乎是天方夜谭，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实施起来更是难上加难。远离老领导老同事，我孤身一人奋战在北京，连办公室都没有。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多方联系，我好不容易落实了印刷厂、刊物用纸——当时对纸张控制很严。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创刊号的稿件还不够。正在焦急万分之时，我在王府井巧遇董乃钧先生，他当时正在北京休假。仿佛见了救星一样，我赶紧请他帮忙解围。没过几天，他就送来两篇优质稿件——《使用分层抽样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和《介绍一种利用角规的森林调查方法》，如久旱逢甘霖般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在当时的创刊号上，我刊登了董先生的第一篇稿件，标注“原北京林学院供稿”；而第二期刊物要求一些文章署个人的名字，我提出用董先生本名，开始他不肯，在我一再坚持下，他思索再三：“那就署‘林调生’吧，咱们都甘当森林调查的学生。”此话一出，顿觉妙极。

像是命运的安排，后来我和董先生真的当了一回“林调生”。那是1980年春，联合国粮农组织决定在中国办一次林业遥感培训。作为国际组织在我国举办的首个针对森林调查的培训班，主管部门非常重视，从有关单位抽调一批有英语基础的人员充当翻译，并于1979年冬在东北林学院集训。当年我已43岁，董先生长我几岁，可巧这么大岁数还做了同学。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差，高强度的学习，时常搞得头昏脑涨；董先生有扎实的英语底子，时常主动帮助我。在遥感培训班，我们长了不少见识。后来，董先生竟然在遥感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与这次培训不无关系。

以后，我又有几次机缘近距离观察他的生活。他们一家都住在妻子分的职工宿舍里，那是一间简陋的平房，门朝北开，里面阴暗潮湿，印象中似乎连窗户都没有。你根本无法想象，一家5口就挤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内的东南角放着一张双人床，周围用屏风挡住；房间的另外三个角落分别是大女儿、二女儿和儿子的床位。走近了才发现，其实，儿子睡的不是床，是用两个木箱拼起来的铺位。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方桌，是吃饭兼孩子学习的地方。夫妇俩招待我吃的午饭，是女儿从食堂买来的，一切都是惊人地简单朴素。到了20世纪90年代，董先生已是林学界的学术泰斗，然而他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两口子依然住在那间老旧的平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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